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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文化多样性”历史溯源与展望

日期: 2019-11-28 18:40 浏览次数 : 111

      国人在教育领域向来讲究寓教于乐,因而强调幽默中带有思考。而宗教经典往往是隐晦难以直白的领悟,这需要我们善于捕捉“亮点”,并将思想理念和谐地溶于生活,这样对于如何理解上帝的预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很有启发。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经历过肆意挥霍神赐于他的力量和青春,都有不同的个人体验,随着时间的流逝及沉淀,终至到达对于人生的领悟。通过思考自身的“社会与生活”,活在当下的个人实践,也许能够给予我们的人生和世界的改变。

1、何为回教

二、树立智慧的理念和实施模式

        “回教”即回民之教,是回回教的简称,在清代以后开始出现,是中原地区对伊斯兰教约定俗成的称呼(见鲁国华语:“回民自为一教”,雍正帝:“回民之有教”)。民国以后,回教、伊斯兰教并用。“回教”一词的使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6年6月2日《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中提出禁止称回教,一律使用伊斯兰教,从此大陆地区不再使用回教。目前台湾等地仍在使用回教一词。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大众不了解历史,盲目迷信权威,并以他者视角的文献及自己的错误见解去认知本民族。面对回族文化的式微,我们这代人由于都没做文化复兴方面的工作,文化的断层使得我们对回族传统文化接触较少,因此为复兴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每个时代都各自的使命,我们的当下工作就是总结经验,虽然前途光明但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曲折,现在所做正如刘瑜先生所说那样:“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去为后辈继承这个事业做好准备工作。

      回族顶帽源于布哈拉地区的一种叫做kulah的帽子,这种帽子与回族的顶帽不论在形制还是色泽上都是十分接近,加之回族先祖来源地中布哈拉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笔者相信这种kulah是顶帽的直接根源。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祆教祈祷用的帽子也可能是回族顶帽的来源,这种帽子也流行于花剌子模、呼罗珊等地的祆教神职人员中,其形制与回族顶帽完全一致。至今伊朗地区拜火教的神职人员仍然在戴。

        历史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因差异丰富多彩,因尊重不断进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荣双赢是今后的世界潮流。因此,我们需要作最佳选择及工作,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时代主命。今后我们务必矢勤矢勇继往开来,通过发扬“回儒”先辈的开拓精神,开启这个时代的“创制之门”,实现民族复兴和宗教现代化。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回族及新疆各族穆斯林)民族文化能够齐放异彩,能够塑造成为坚实而有活力的“本民族文化软实力”整体。希望团结其他各族穆斯林和非穆的同时,通过中国56个民族中10朵“伊斯兰兰花”的不懈努力,在继儒释道之后,真正成为影响中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话语地位。

      清代著名学者董佑诚《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跋》说到:“大抵西域清教皆宗佛法,后来更创新奇,灭弃旧教,故或奉阿丹,或奉耶助,而清真寂灭诸旨,则彼此同袭。回回之教出于大秦,欧罗巴之教,复出于回回。碑称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及真寂、真威、升真、真常、真经,既与回回数相合。”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信仰的中国人,应当是一个对家庭、社会、民族、国家、宗教有贡献的人,同样应该是人类文明的继承者,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发展一个民族,必然要发展她的文化。信仰与文化,是民族发展的两个支柱,如一个身体健全人双眼缺一不可。不能过分偏向宗教忽略民族文化传承,当然也不可忽略宗教信仰,需要二者并重、相辅相成,而非死搬硬套。社会自然是需要信仰的,有信仰的人可以借助信仰更好更快地控制自己的内心,同时也是督促我们一心向善,帮助我们精神专注,心灵平静,并切身地来通过行动改善周围社会。       

      人们对自由意志最简单地理解是具有一种社会性的,即事业钱财工作等范畴下的这种社会性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作为一种社会性个体选择,在实践达到这种意志的过程中,绝不是依靠什么奇迹,而是人的努力。当所有人都达到了带有一定的自私性的自由意志时,社会将遭到损坏而变得混乱。相信造物主上帝视野中所理解的最和谐的自由意志绝不是那种自私的、自我的自由意志,而应该是对他人的祝福,对他人的一种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自由意志才是最为美丽的也最为和谐的。         

      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呈现为层次多样、层次认同和层次攀升的时代。认识文化构成的“多层次”和族群内部“多样化信仰”有助于增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不仅有助于维护“多样性”的自觉,而且有助于引领 “攀升性”的自觉。

      宗教现代化作为文化复兴的重要环节,是民族复兴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幕。我们的理念是不普及伊斯兰“教派教义”,不讨论伊斯兰教法,只普及伊斯兰历史,只讨论伊斯兰的现状,以当代的角度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走一条现代化的“发展与救亡图存”道路。就像马云飞阿訇所说:“《古兰经》作为一部启示录经典,属于纯粹的信仰范畴。.....作为现代社会重要标志的“政教分离”制度,本质上是为了更自由地信仰宗教,而不是消灭宗教,现代社会与宗教并非格格不入。”

      小相狮舞是属于北狮,分为两大类,即“文狮”和“武狮”。从清嘉庆年间开始,不但从未间断,而且不断有创新和发展。二者区别为:“文狮”仅限于在“地摊”(包括放在地上的桌子上面)表演,而“武狮”则要在“空中作业”。

         

      对于宗教,我们有着各自的认知,毕竟多数人不是教法学、宗教学专业,而且在这个领域即便是宗教人士亦是很难达成完全一致,所以我主张在“回族学“学术范围内开始慢慢做。为了民族复兴事业上的和谐发展,我们暂且把对于我们不能很好驾驭的宗教放到一边,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共同民族事业发展进步添砖加瓦。况且,在宗教方面现参与做的人已颇具规模,有很多阿訇和众多网站,而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发掘传承的极少,甚至丢失尽饴,却无人问津。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宣扬它。 

1、回族本原文化的风俗传承

      我们的使命是为各族穆斯林和想了解伊斯兰的朋友服务,内容是包含了民族学和宗教学的民族文化整体。虽然我们国子学创立以来,主要想在回回语、回医学这类民族频危文化方面有所建树,但在回族历史、服饰、武术、歌舞、书画也都需要去发掘发展。

    《古兰经》讲: “宗教绝无强迫﹐正邪已分明。”(2﹕256)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思维,他可以随时选择信、不信或不再信某个宗教。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不仅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包括不信的自由。这种自由和权利不应该被他的民族、种族及血缘家庭等因素所剥夺。民族和信仰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民族身份的世袭通常依靠血统的传承,但信仰需要自己选择后并通过实践才算真正的信徒。在宗教与政治的问题上,显然合理的出路就是政教分离,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我认为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也不外如此,不论这个宗教有多少真理性,民族有什么特殊性,作为两个范畴的族、教诚然不能混为一谈。       

《以族固教——族教二象性实现与展望》

      中国约有一千多万回族,而其中回族穆斯林也许只有一半或者过半数。东部穆斯林信仰与西部东南相较,自西而东呈现弱化,这跟地域环境显然有莫大关系。云南、西北等地区较为偏远,信仰形式已比较强化;华北、东南属于汉文化腹地,故比较世俗化。           

      摘要:光线有个特性,叫做波粒二象性。回回民族亦如光线一样,有着“族教二象性”,宗教凝聚了民族,民族滋养着宗教。

      据徐晓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先生在《昭武九姓和景教信仰》(载《天风》2014年第3期)在讲到有关粟特人一段论述中说:“粟特人的另一个特征是喜欢群体聚居,这也许与其信仰和生活习俗有关,犹如今天的回族一样。”元明鼎革之际,洪武帝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伊斯兰教的利好政策,导致宋元回回人由多元信仰一蹴而就成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但回回共同体依然继承了自隋唐景教、拜火教时期以来“不译经,不传教”的宗教传统。自明代以后,具有回回人特色的信仰及方式历经了清人的模糊化定义其信仰被定义为“回教”。犹太教、马来教之得名亦然,不外是先民族后宗教,在单一化信仰熏陶下某个族群潜移默化的历史产物,这是信奉一神教或单一宗教的入驻特定族群共同体的衍生品。   

      回族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精髓部分需要研究发掘,并发扬出来。因此,需要加强回族学研究学习,充实自己,因为只有当文化被本族群吸收接纳真正属于回族大众了,才是标准的回族文化。随着回族学研究的积极开展,以及民间文化人士进行的细致而大量的发掘整理、加工、拓展、发展、创新,在回族文化传承当中需要保留鲜活、生动的文化特色,反映出时代气息,使之内容符合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变化。

澳门新葡新京,2、跳出“教门”思维、走出社区

      据美国前总统林伯特·汉弗莱说:“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前进,而要吸引别人跟我们一起前进,这个实验人人都必须做。”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做事成事都需要众力共进、众志成城才行。在民族复兴事业的道路上,也许一时之间可能还达不到民族事业的高度和把握方向的深度,所以,我把这个理解并表述为追源、述今、求“真”的一个过程。我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描述既定客观事实与理性表述现实追求,将来如遇到争议可求同存异,可采用“罗伯特规则”而和而不同、集思广益的各尽其能共效群力。总之,为了“民族复兴事业发展”各尽本职、同心协力的各显其能。我们在努力寻找中觅真知,探寻过程中发展自己,民族文化软实力(文化事业和宗教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就是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才可能会有所成。于己、于人乃至于国抱以“能够负责”的宗旨与知行合一的奋进精神是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本质,也是种族延续和人性久存的关键所在。

      公元1235年,元太宗七年(1235)在所谓“乙未户籍(或乙未括户)”制度中下诏:“不论回回、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人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注:《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此时,回回人除了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外,还有同来的非穆斯林成员,如“术忽回回”(伊朗裔犹太人)、“绿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拜火教(袄教)、摩尼教(也称明教)徒、景教徒等,这些都被统称为回回,正式被当时的政府统一编入户籍,名曰回回户。   

      人格与国格重叠,个人与国家一体,国家的强弱兴衰与每个国民的荣辱紧密相联。国家发展与民族文明建设,需要众力,需要社会与民众支持。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能够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尊重,也只有这样的兼容并蓄和尊重宽容,才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强大之所在。   

      据清人王国维在《观堂译稿》(上)中云:“明代会同馆所编之四彝语,其中有回回语,盖谓回回教徒所用语,迄今考之,则并非阿剌伯语,而为波斯语也。”而刘迎胜老师在《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中讲:“波斯语是回回人内部的共同交际语和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族际交际语。”根据社会学、语言学研究,回族人过去的经堂教育需要“过法尔西”(过,有温习的涵义,即对波斯语的回顾温习)。显而易见,由于世居中土当时回族人是同时说回回语与汉语双语的,明中期之前回族语言上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

        一个群体或个人命运的方向走势,当然归根于很多的因素,然而只有自身才是命运好坏的内在因素。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少年强则中国强”,显然个人的成功也是为民族作贡献,每一个人都做一点,整个社会格局就撑开了,国民文明程度的提高自然指日可待。空间和时间是争来的,学习先学好生存的事情,关注生活本身才最重要,在其后才有余力再论其他。

 《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所由立也。丁谦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解释得清楚:“以唐元和时,始进摩尼,当时未悉源流,因其来自回纥,遂以回回教称之”。在河南,从现存碑刻资料中可以约略寻出一点线索。如,镇平县柳泉铺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增修清真寺碑序》载:“回教之有寺……方其奉朝请入中国,首建恒圣寺于羊城,继修磨呢寺豫境,其后寺宇遍延天下,有谓清真寺者,有谓礼拜寺者,至今皆以清真为名焉”。在河南以外,回族民间也有将回回与摩尼教混淆的现象。如,山西太原清真寺清光绪二年(1876)有碑刻载:“易思摩尼教门,新新不息而已”。北京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亦载:“回纥自隋开皇时始入中国,至唐元和初偕摩民进贡,请置寺太原”。

      学术因开放而发达,因封闭而落后。纵观历史,凡虚心吸纳、开放包容的历史发展时期,穆斯林就会为全人类奉献出宏学巨著,在医学方面如伊本·西那对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等国医学吸收接纳而成医学巨著《医典》。此后在以《医典》为蓝本发展而来的回医学发展史中,有被誉为回族医学四大名著的《饮膳正要》、《海药本草》、《瑞竹堂经验方》和《回回药方》。此外,唐代郑虔著《胡本草》、段成式(803~863)《西阳杂俎》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记载了大量西域医药知识。在医学探究方面,委实不应该把中西医分开对立,不论中医、藏医、苗医、回医、西医,传统医学或现代医学,实际上只有一个救人的医学!中国“青海回医药研究会”曾对医学发展道路上提出建议:“希望我们新生代的穆斯林医务人员需要立足现实,效法先贤,以一贯之,集纳所有治病良方妙法,不分中医西医、何论魏晋,尚“凡病皆有药”之圣训,倡“基因组化纳米刀”之精准,避“中西孰优孰劣之争”、潜心修学、继续笃学明志,阐释医学乃仁学之奥义,以行动树义理,以医术尽主道!”这句话用在整个复兴事业中同样很好。

后记:

      宗教是一个文化整体,信仰是一种行为;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人类最原始的科学。在宗教发展中,宗教常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与哲学语言来论证其教义。哲学思维是理性、逻辑地观察、宏观的分析,而单向度的信仰视角会让人一叶障目、因袭僵化教条思维,单纯研究某种宗教获取的知识永远是片面的,宗教的对比和交叉换位才是最有益的。因此,必须要把这种宗教知识转化为一种学术的语言,把宗教的思维转化为一种哲学的思维,或者是学术的思维。   

     

      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现代化和宪政民主转型问题日渐突出,普世价值观已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同时,作为“宗教的世纪”,当下社会对于宗教的思考、变迁、定义的探讨和研究层出不穷。

      朱元璋禁止胡服、胡语的记载,见于郑晓《吾学编》卷1载: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语、胡姓。另见于谈迁《国榷》卷3载: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此外,虽然禁止胡语、胡服,但对于人权与民族政治权利上则宣称一视同仁。见《太祖实录》卷51载: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诏曰:“┅┅蒙古色目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诰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信仰是自己的,属于个人领域;而文化是属于全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发展一个民族,必然要发展她的文化。信仰与文化,是民族发展的两个支柱,如一个身体健全人双眼缺一不可。不能过分偏向宗教忽略民族文化传承,当然也不可忽略宗教信仰,需要二者并重、相辅相成,而非死搬硬套。社会自然是需要信仰的,有信仰的人可以借助信仰更好更快地控制自己的内心,同时也是督促我们一心向善,帮助我们精神专注,心灵平静,并切身地来通过行动改善周围社会。                         

      自七世纪末,阿拉伯人阑入中亚,该地区两个主要民族粟特和突厥同时处于被统治地位。在阿拉伯人的民族统治下,加大了两个族群的融合速度,这个在粟特人基础上新形成的民族叫萨尔特人。

      任何国家的公民如果藐视自身的合法权益的话,就等于对国家的背叛。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义务去维护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样才是国家、社会通往良性循环轨道的发展机制。民族事业的发展,以民族文化(实际上涵盖了宗教)为主导,以复兴民族为最终目标。政治方面,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力争民族权利、信仰自由。在族群生存发展之路上,马建福先生曾作出定义:“一个群体是否优秀,要看他们的精英阶层的同领域接轨问题。如果回族的确有大量人才在国家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力足以带动全部。譬如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等的占有比例。这些都是现如今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衡量标尺。如果没有,同样没有未来。.......一个群体的对外交往越频繁越有眼界和生命力,反之自我育苗能力差而自愿被淘汰。意识是在互动中加强的,那些担心交往会被同化的假设都是伪命题,我们看看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为什么有些群体被愚弄欺凌,就是因为自我改良的空缺。古有北魏孝文帝、再又明治维新,后有改革开放。回族的今天所面临的瓶颈就是强迫式的改革是否能够付诸行动。传统意义上回族强调物质层面,并没有错。但是一定要“修渠引水入田”,丰富精神,升华所有群体成员的精神思路和开拓之道。”

      虽然笔者在上面推测朱元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汉语化让回族融入并在中土扎根,但是回族结束母语后不免陷入汉化的现状。         

三、新时代未来发展展望

        虽然当时回回在中土有成就者颇多,但由于伊斯兰禁酒,所以葡萄酒以及蒸馏酒的技术,则是非伊斯兰信仰的回回先民自元代引入中国的。元代掌西域星历(下设回回司天台)、医药(下设回回医药院)二司的回回人爱薛就是景教徒。《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可能是位信仰基督教或者道教的回回人。甚至据说道教四大天师之一的萨守坚天师也是回回人。至于较早来华的唐代进士李彦升、五代李珣、北宋米芾、马依泽,他们或是来华第一代或是世居中土的西域人后裔,但是历史并无明确记载其信仰归属。

        众所周知,光线有个特性,叫做波粒二象性。回回民族亦如光线一样,有着“族教二象性”,宗教凝聚了民族,民族滋养着宗教。族教二象,彼此可相辅相成而递进发展,却断然不可混同,甚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与特定私利而进行所谓“正统思想”架构和“政治主旋律流行色”来表述。质言之,有教无族,实为无花之果;以族固教,方能双口成回。回回国子学发心与举意便是通过发掘先民的语言和传播学术界在语言学、回族学上的研究成果,除了证明并让外界知道回回人是有语言的;让回族同胞了解到自己的母语,不再将回族母语误解为是汉语甚至阿拉伯语...…更是藉此推动回族文化的复兴发展。而且,对缺乏多元史观的国人,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文化多样化的展示。我们所做的是回族除过宗教信仰还有语言历史文化等。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需要开展语言、舞蹈、音乐、绘画书法、武术、回医学等领域,来继承发扬回族文化的精髓部分。在民族文化复习事业上,需要法律、金融、文学、土木工程、IT、商贸、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同胞参与其中。     

      当我们以宗教淡化现象而“愤世嫉俗”时,有没有想过强制宗教一言堂思维定势的社会对个人又是起到何种影响。像是伊朗式那样的“神权国家”内,有人反感并会因此远离“教门”,当然也有人“选择”因袭(“行成于思毁于随”)“教法”。事实上在回族民间一直仅仅把教门局限在宗教范畴来看待,导致许多没有接受过宗教课程的穆斯林后代对教门增加了距离感而走得越来越远,对自己开始穆民身份上的放弃,进而脱离这个群体。我们需要做的是怎样让他们有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应该告诉他已经在教门上做得不错了,而这个依据从哪儿来,也就是对教门的定义要延伸而不是局限。清代著名学者马注对宗教、世俗两种文化之于我们的意义,也做过形象而贴切的比喻,他说:“儒者之学犹衣,清者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关于命……欲求两兼,必于本教中选清儒两明,万无一失。”             

      在普及宣传和树立理念当中,我们的立足点和方向以回族学和宗教学(以纯学术角度,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视角出发,不争论某教某派某某是与非)为回族、维吾尔为主的民族共同体文化发展和各族穆斯林宗教信仰指引明灯。从民族实体看,关注的范围涵盖东伊朗裔的回回人(回族、东乡、保安、撒拉)和塔吉克人,还有维吾尔人为主的突厥语穆斯林,这个实际上还涉及到了边疆问题;从宗教方面看,自然还要涉及汉族穆斯林、朝鲜族、满族穆斯林等。     

      所以,汤开建先生在《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再释中考证认为,正是因为西夏境内已经出现了回回族群并且有回回人的军队,故而北宋沈括才在《边兵凯歌》里“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出现了回回人的身影。徐晓鸿在《昭武九姓和景教信仰》(载《天风》2014年第3期)在讲到有关粟特人一段论述中说:“粟特人的另一个特征是喜欢群体聚居,这也许与其信仰和生活习俗有关,犹如今天的回族一样。”刘迎胜先生更是在《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中认为:“宋元时代,代粟特人而起的是回回人。从粟特人与回回人祖居地与其共同的善贾传统来看,他们应当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简言之回回人不过是伊斯兰化了的粟特人后裔而已。”显然刘迎胜先生肯定了回回人与粟特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 

      《古兰经》中曾明示凡信造物主与行善都会有上帝的恩典。如 “信道者、犹太教徒、拜星教徒、基督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62),“信道的人、犹太教徒、拜星教徒、基督教徒,凡确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人,将来必定没有恐惧,也不忧愁”(5:69)。可见,只要心向真主而且行善,就会得到真主的恩惠,当然这个决定权归于真主(造物主)。作为天启经典的《古兰经》是真主下降世间的真理,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在伊斯兰礼仪制度中的“人造教法”及众多派别教条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在现代社会中,伊斯兰要发展,教门要与时俱进,需要重启教法创制革新之门。

      2、回教历史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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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初年,朱元璋禁明尊教等,此间三夷教逐渐消亡,众多三夷教寺院、教堂演化为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完成了中国回族共同体全面伊斯兰化的进程。

     

(2)、狮舞习俗的来源

    一、 对全面现代化的一些看法

南狮

      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因百家争鸣才精彩。生活在多样化社会当中,作为“信仰的中国人”不仅是实践于穆斯林社区(或回坊为核心的回族社会),而且在文化多样性社会,更需要在政治大环境中成长起来。信仰自由须有自由政体保障,所以有信仰之人必先争取信仰自由。由信仰可联系到自由政治,盖因信仰和政治环境相辅相成,权利和信仰自由都是争取而来的。针对当前现状,宁夏大学马建福老师曾说:“生活在当下,推动宗教是宗教人士的义务,消除误会,减少摩擦和心理间距是社会文化工作者应竭尽全力的事情。”因此,广泛地开展文化建设,进行思想领域的开拓与互动交流是当前亟需的。

3、失去母语后的汉化

      司马南说过:“宗教的问题很复杂,比如佛教,它怎么有那么广泛的信众?中国有一亿人信佛,因为最上层是哲学,到底层是民俗,所以大到佛教的大学者,下到农村烧香的老婆婆,他们都信佛教,但是信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每个人的个人体验和生活领悟是不一样的。根植于心的才是信仰,一个人归属某一宗教不表示有正信,况且都受地域人文大环境的影响“裹挟”。而仅仅拥有宗教知识和宗教观念,没有宗教体验和哲学思考的人,算不得是真正的宗教信徒。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追寻生活的价值,而不是为了某种价值而生活!作为时代的神经,信仰服务于人的心灵,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深深的根植于社会民众之心。信仰的价值不仅不以时代变迁而转移,而且对于营造自由公平正义与爱的环境有重要意义,承载着人的终极关怀。 

      唐宋时期13万流亡及经商的移民多分布在内地,信仰以三夷教与犹太教为主,沿海5万人多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元代探马赤军25万虽然穆斯林占多数,但里面有部分术忽特(犹太回回)、罗哩回回(信仰不明)及部分景教徒(如爱薛、萨剌),15万(阿速、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里面除了哈剌鲁、阿儿浑伊斯兰化程度比较高,其他族群多非穆斯林,最低估计元代东来回回族群(25+15)里面有十万非穆斯林。加上内地13万,比率为58:23,即非穆斯林占40%。笔者推测元代中亚回回人固然基本已完成伊斯兰化,但是元明初期中土回回人还不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非穆斯林仍占据相当比例。最终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进程要等到朱元璋时期来完成。

      社会发展向来因开放而发达,因保守而落后,如果真想发展弘扬民族事业与教门,必须冲破狭隘的民族、“教门”思维,扩大视野与格局。摒弃大一统史观,树立多元史观,培养独立思考,全方面了解回回人、回回历史乃至中国社会、世界局势,树立起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的“宏大教门(广义概念的教门)”,建立族群共同体与信仰的现代人文关怀下的有效结合。为了文明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是人类开展教育的终极初衷,回顾明清时期回儒的兴起,无数先辈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其初衷无非就是为了民族发展与宗教传承、争取话语权和文明对话。     

      清代以来,回坊内的教派隔阂与内讧,在外部对族群地域文化缺乏必要的互动沟通,相信已经足为殷鉴,让我们痛定思痛、自省反思。族教绑定下,以及“门宦、教主式精神领袖”的宗教一言堂思维模式,最终造成近代以来回族陷入“成也教门,败也教门”的怪圈。对于一个族群或者宗教的发展,政治因素作为外因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族教内部所存在问题也亟需反思。可以说,作为回族既是得益于(中正的)信仰又因之(教派因素、知行分离现象)受制。   

2、民族文化发展才是民族出路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出于追求民族纯粹性的“民族主义国家”构建策略,在强调民族单一性的思想指导下,否认客观存在,无视多民族国家现状,对少数族群采取民族同化政策。在法律上不予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属性和民族地位,不正视各少数民族的正名权,并把回族等同于“回教”。国民政府这种过于强调“单一民族”架构的政策,无疑败坏了国家属于全民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公民支持率,还为边疆民族分离主义的分离行为留下口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当时国内社会学起步较晚,在民族研究方面只得照搬苏联学术成果。由于缺乏正确的人类社会学的研究和指导,对待宗教与民族的分野上,在承认民族前提下把宗教与民族绑定在一起,把伊斯兰教视为国内十个少数民族的信仰专利。前者把回族宗教化,后者把宗教民族化。总之,在他者视角下由于种种原因,外界普遍不了解回族,同样回族人往往也往往不够充分了解自己的历史。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视野和思维眼界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与回族学相关的研究受到重视和有力开展,已取得颇多进展,使得回族的历史轮廓进一步清晰化。   

      本着《古兰经》中宣示的“你们当全体坚持安拉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3:103)的原则,整合族内教内力量凝聚民族软实力,以免穷枝究叶下的之嫌和无休止地争执分离!我们决意走独立精神、自由人格下的学术路线,在“回族学”范围内,没有教条式的“一言堂思维”限制。避免“乌合之众”的“盲目、无知”和某些“教授专家“的“学阀气”,开展“学在民间”,通过对书本知识、社会知识开展循环验证的学习,去实践“爱智求真”而获得真知。

      正因为大致来自同样的地域背景,共同的文化属性,才是回回不断的整合发展并壮大的原因,不完全是“教民史观”下归为伊斯兰教的因素。传统的教科书式的历史,坚持“形成论”和“杂糅论”把回族的移民称为形成,组合集合民族的所谓大杂烩,把“形成”归因伊斯兰教。显然,回族的源头是有民族发展主线的移民,不是他者视角下的“杂糅论下形成的被造物”。回回民族有着自身文化,除了伊斯兰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和所受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影响外,还有从回族饮食习俗、语言、回医学 、科技中保留的源自大伊朗地域东伊朗文明特质文化因子。

      “伊斯兰教”源自阿拉伯语“伊斯俩目”(阿拉伯语:اسلام),“伊斯俩目”一词,源自“赛俩目”(阿拉伯语:سلام),意思是“使顺服、促进和平、倡导和平”。因此,“伊斯兰教”正确地解释应该是“和平的完美的生活制度”。顾名思义,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的内容包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宗旨是“敬主爱人”,即服从安拉(真主)的意志,主张人类和平相处,各自和平建设自己幸福的家园,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早在唐代就有回族先民大量留居中土,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馀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也就是说在公元787年,唐代宰相李泌命人检括胡客有田宅财产者停其供给,共有四千余人。此四千胡人多来自今天的大伊朗地区,以粟特人为主,当时宗教信仰应以三夷教为主,不排除其中有少量的穆斯林。在此之前,即公元753年有几百左右留华的大食兵留居陕西沙苑等地,由于阿拔斯王朝建国时期的主力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所以这些大食兵应是波斯穆斯林。而更早之前波斯末代王子卑路斯于674年来到长安,他受到高宗赏赐,被封为右武卫将军。708年,卑路斯其子泥涅师师回到唐朝,被授予左威卫将军。波斯末代皇帝父子终老长安,其部属及国内难民移居中原者达数千人。那么,回回先民在八世纪中期人口基数应有一万左右,如果加上留居中原的几千回鹘兵,则超过一万人。

 

一、回族族群及信仰源流

      中国有14亿人,我们的倡议与理念未必能够得到每个人都认同,单就把我们的理念传达给千余万回回人和为数两千多万的中国穆斯林,这其中需要做的工作就有很多。今后我们紧密结合起来,以回回国子学、端庄文艺、读一斋等诸多平台为核心的民间学术团体,在多样性社会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发展是大有可为的。

      根据各位学人的研究与见解,笔者暂将回族历史发展归纳分为两个时期、三个波段,四个阶段。历史大背景下两个特定时期是在中亚原居住地和来到中原时期;三个波段指的是回族历史三个人口波动来华时间段,元之前的唐宋时期大食蕃客、元代色目人回回、明代内附回回。四个阶段指的是唐初中亚伊斯兰化之前、唐末宋初伊斯兰化时期、元代涌入中原时代,明清汉语化定型时代。   

      对比经典与现状而看,宗教给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错误在于路径。传统宗教的方法和路径是无法得到实现的,我们要开辟一条新的而能在现实中去达到的路径。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已处在一个转折期,信仰的模式需要符合时代精神,信仰者通过个人体验与社会实践,加强对神学、精神哲学的研究和文化思考。信仰自由的前提是自由信仰,信仰回归个人领域,经过宗教对比与哲学研究,开展一种新的全球化信仰思考体系。

      中国的狮舞活动按地域分则有北狮、南狮之别,从种类上讲以技术和表演形象可分“文狮”与“武狮”两种。形态可掬、温文尔雅,以表演戏球、踩踏板,与人亲昵似猫的“文狮”和矫健迅猛、虎视眈眈,以高难杂技性表演为主的“武狮”,基本成为北、南两方风格廻异的两种“狮舞”表演风格。

      在信息时代,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兴的自媒体不必像传统媒体那样接受审查制度之类的繁琐桎梏。自媒体时代的优势在于其活力,此刻必须强占某一领域阵地,走专业化道路,深挖钻研。难在有内容原创性,一旦形成团队“产业链”,自然将来能够拥有话语权。

语言:达里波斯语

      虽然民族这个概念伴随民族国家而诞生,但族群毕竟早已存在了上千年,以族群为背景的族群模式一直存在,有着不可抹杀的集体性记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不过是国家对原有族群的重新架构(一些政客为达成某种目的,运用权力有意加入“话语霸权”的成分,进而编造出伪学术、唯科学的所谓理论定义)。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旋律下,为实现某种既定政治目标,对境内各族群进行外科手术式的重新架构与认同定义,以实现“发现人民、发明民族”的政治运作。为了避免政治化、“狭义认知的教门”形态化倾向,免于教条之争、历史无知的状态,我们决意选择定位为“学在民间、客观谨言的平民学术”路线。     

        追根溯源,清代与民国时期其间所谓回教就是从回回演变出来的。盖东亚内陆封闭,主流人群认为只有回回人才信那种宗教,故名之曰:“回教”。在特定历史境域之下,他们极少或者没有见过其他民族的穆斯林群体,否则回教这个词又是如何演变或者翻译过来的呢?!所以,望文生义自然想想都能明白。质言之,“回教”是起因于回回民族的过去式称谓。

        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担当着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责任。作为普世信仰的伊斯兰,不仅仅是传承认一论信仰的古老的宗教,更是注重结合社会现状,简单易行的“现代化”宗教。根据伊斯兰教义,伊斯兰不仅仅是宗教,而是涵盖了诸多社会功能。在现世社会功用上,需要发挥社团互助功能,最终目的是提升民族自尊心,巩固信仰的土壤。既然伊斯兰是完美的,那么妨碍拘束自身发展的“怪圈障碍”自然要打破。通过去意识形态化,从而树立独立思考,思辨圆融而不因循,展现和平中正的伊斯兰信仰。

      自明代以来,从传统汉式特色的中国清真寺建筑看,虽存有伊斯兰教严禁的雕饰物,但在礼拜大殿严禁偶像。回族风俗除了受人瞩目的伊斯兰教因素外,还存有大量汉俗和中亚东伊朗文化因子。清中期以前,回族在教义上多属格底目,因对外宣教方面坚持“不译经,不传教”的传统,因此常有“回回不传教”的说法。格底目派是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教派,自唐代以来,它自成一家,且流传较早、传播广泛、信众较多、影响较大。(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在武术方面,坚持“传回不传汉,传内不传外”的规矩。在婚姻方面上,回族在历史上多奉行“内婚制”,以“回女不外嫁”的本族群族内婚为主,并辅以“教内婚”(族外女子入回教,归回籍)。族际通婚中,通常以族外女性嫁入回族男性家庭,即以“汉女嫁回男”为主,即便“汉男娶回女”也得入教或入赘回族女方,通过婚姻关系融入回族社区“回坊”,最终“涵化”而归入回籍。总之,都需经过入教仪式,接受回族风俗、信仰,获得回民社区的认可,潜移默化地融入回族社区“回坊”,最终建立对回回社区共同体认同,入回籍,归入回族。总体而言,回族是族内婚为主,辅以教内婚,通过内部通婚或外族裔入教融入回回人社群,维持回族社区的稳定发展。可以说,自古以来(“远追隋唐粟特、近溯元明萨尔塔”),回回主体人群聚居在“回坊”(唐宋时期称“蕃坊”),向来守教不传教,过去千年来完全依靠族群共同体血缘、姻亲关系和社区的维系功能传承“教门”,这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被称为“子孙教”(被外界调侃为“生殖传教”)的原因。     

      曾经的我,像友人郑益朵思提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虔诚”》一文中笔下所描述的那样,在那个时刻我的心境时常被“忧教忧族”引发的种种担忧而牵扯。后来,一直在读书、思考着今后应当如何应对当下社会的种种变迁,直至内心渐渐已“走出社区思维困境”。如今,笔者看来信仰是个人领域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个人体验,不应当把“狭义的宗教仪式和思维”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民族文化包含无数先辈的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创造出来的所有智慧结晶,包括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譬如中华文化包括儒释道,甚至还有回教、耶教的影响,民族文化和国家软实力的范围涵盖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蕴和现代人文。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中国人”,应当本着“广义的宗教本原”精神实践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暗美的伊玛尼”还是“明扬的教门”,这两种宗教实践不应成为我们分歧的焦点。

小相狮舞中的“狮子背回回”

      纵观宗教发展史,宗教是从早期少数信仰者到形成团体组织、教团进而不断扩大的,但随着宗教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中宗教已呈现制度化宗教现状并在模式上已落后于单纯的信仰本质。宗教现代化就是非神圣化、非神权化,将信仰从“制度化的宗教”中释放出来,回归到个人领域与生活本身。表现在社会变化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制度化宗教的羁绊,使社会种种制度日益趋于合理化,而对于宗教本身而言,宗教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代表人物:革哇默定、纳苏鲁丁(中亚呼罗珊人,牛街清真寺的创建者)

      相信经过大家努力,我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专注、努力最终会凝聚、固化一个崭新的文化轴心!通过所有的领域的努力发展及资源整合,最终将使回回人在“文化边缘化”和“同一化”的境地中峰回路转。

        三夷教中拜火教、景教主要在西域人中传播,对中土影响有限。而摩尼教借鉴佛教等教义,对民间有一定吸引力。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就是明教在起作用。随着元朝统治者的腐败,摩尼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教派迅速发展,互相融合,最后酿成红巾军起义。起义军公开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箴言为口号,自称魔兵,透露出摩尼教对红巾军的深刻影响。此时的摩尼教(明教)则进一步通俗化、世俗化,并与弥勒、白莲两教相融合,甚至合为一体。

      我们的当今任务是求发展,不是搞对立冲突,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是愚昧无知的没有前途的,在追寻信仰的同时谋求如何在文学、科技界、医学界以及商界和政界立足是真主赋予我们的责任!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所讲:“一个民族的强盛,全仗下层阶级。”毕竟,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起,都必定需要依靠它来自底层普罗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我们生活在当下这个多元社会里,需要提升自己的对普世价值观的认知,运用到实际的思考之中。追求博爱、智慧、智信,不盲从因循,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思辨圆融多元思维的回族公民,一个信仰的中国人。做到既彰显民族风采,又完善自身信仰。BBDO创始人布鲁斯·巴顿曾说过:“只有那些敢于相信自己内心有某种能够战胜周围环境造成人,才能创造辉煌。”显然,要想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通过改变自我意象,由内而外地改变自己。

                  后记:

代表人物:赛典赤、亦黑迭儿丁 、阿老瓦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平静的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哪怕刺耳,即便无言之凿凿之据,也不要做大加挞伐之功,做好自己便是!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让普罗大众(不分国界、民族、信仰)了解回回国子学、回回医药学(元代置广惠司,设回回药方院和回回药物局,明清有回回太医院)、回回御香局、回回司天监(钦天监)、回回炮手总管府(先后命名为回回炮手都元帅府、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常和署(属礼部仪凤司,管领回回乐人)、回回哈的司(相当于伊斯兰教协会)、回回建筑学、回回武术、回回民族学等诸多相关的文化历史及学术研究,立足当下,秉持传承历史、吸收多元的治学精神,抱以穆斯林卫心、卫性、卫德之积极入世态度,五功之余,多行善事,关注公义!风声雨声读书声事事关心,多做为国、为教、为民有益之事!如能及此,又何虑耳边嘈杂……,共勉!

      回族人向来称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教门,但一谈到教门往往指向宗教功课方面。国家社科院非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定义为:伊斯兰不单纯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社会规范制度,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所以,应该给教门赋予新的意义,回族的“教门”不应该仅仅指向狭义上的宗教。对于任何一项有益于社会的工作,都可以没有什么质疑和顾虑的去做。

关键字:回族 文化  软实力 现代化

      回族人当中倾向于以一种强烈的对中华的“本土意识”和对自我的“存在意识”。在“多元化”的文化浪潮中,作为边缘、弱势的少数民族,亟需辨拾母族的文化精华。回族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精髓部分需要研究发掘,并发扬出来。因此,需要加强对回族学的研究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因为只有当文化被本族群吸收接纳而真正属于回族大众了,才是标准的完全意义上之回族文化。随着回族学研究的积极开展,以及民间文化人士进行的细致而大量的发掘整理、加工、拓展、发展、创新,在回族文化传承当中需要保留鲜活、生动的文化特色,反映出时代气息,使之内容与节奏符合当下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变化。

1、紧抓互联网自媒体发展机遇

        在宋元时期,自伊朗地域来华的波斯裔犹太人被称为“术忽回回”,讲波斯语。术忽一词来自波斯语Juhud,音译祝虎,意为犹太人。由于他们所缠头巾为青蓝色,因而也被称为“蓝帽回回”或“青回回”。因犹太教教义不吃动物的筋,所以外界对其有个他称是挑筋教,但他们自称一赐乐业教、回回古教。这也许是回族称回回教为古教的直接根源。此外,中土伊斯兰教宗教场所被称为礼拜寺,而犹太会堂较早时期就被称为清真寺,中国穆斯林清真寺可能也是因袭沿用此称。

      由于作为少数族群,回族长期处于文化边缘,在“内忧外患”中,显然需要找到属于自身发展的一个立足点。当下,部分回族圈内的声音俨然缺少理性思考,不仅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大背景缺少认知,对于国内主流社会,甚至于对待“族内异类文化、不同声音”,也不能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也许,这也是现今未能“走出社区”,脱离小团体主义窠臼的重要原因。

      伴随汉语化,回族加速了汉化进程。但在宗教文化层面,处于明代政治政策大背景影响下,回回人郑和、王岱舆、李贽等人对伊斯兰和佛、儒、道等教持圆融兼通态度。再者,朱元璋、明武宗等帝王本人更是对各种宗教文化都有涉猎,充分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风貌。

      对于朱元璋族属信仰的民间传说由来已久,而相关研究更是甚多。由于各类研究资料太多,本文仅列一些倾向朱明王朝皇族信仰属于西域色目人或伊斯兰信仰观点的书籍。如下:1、《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译《历史精华》,波斯帖木尔朝哈菲兹·阿卜鲁著,何高济译);2、《中国纪行》(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 3、《帖木尔帝国》(法国·布哇著,冯承钧译);4、《蒙古源流》;5、《明朝皇家信仰考》(马明道);6、《朱元璋非华人考》(台湾·九夷先生);7、《中国回教回族千年演变史》【美籍华裔哈吉·张兆理(回族)】;8、《君王的信仰》【李南(书稿曾征求人民大学历史系权威教授马金科老师),2008年东方出版社】;9、《走出迷津》张浩春(山东回族作家);10、《朱元璋秘史》包瑞著(笔名山高月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长虹出版公司)。另外,笔者有位余姓朋友,自称是朱元璋的堂弟后裔。他根据家谱和一些相关资料写了部书稿《绝密明朝》(又名《明朝皇家族属考初稿》),书中认为朱元璋是元代突厥东部钦察康里穆斯林,是元代著名色目人家族玉里伯牙吾氏土土哈-燕帖木尔后裔。

      因而,我觉得个人信仰完全是属于自身心灵的事情, 让宗教成个人的信仰,回归个体。只要我的回族民族气节、穆斯林文化基因与信念在,在融入主流及现代化社会当中,我会“变通教门(方式)、保持信仰(真我)。”主驻入心,便不会孤独,不过分在意敏感,就不会纠结激愤。我们都是真主的子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用爱心彼此联络、鼓励,在真主的爱里成长。唯有摆脱“受伤者敏感”心态,树立正确客观自信的自我,迈出“成也教门、败也教门”的怪圈第一步,才是一个民族信仰与实践完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早在唐宋时期,有不少波斯、中亚来的商人,一般都被称为“蕃客”。唐代流行西域地区以及波斯等国的胡服,形制为锦绣浑脱帽,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和透空软锦鞋。

      归纳起来,可以说回族文化融医药、饮食、天文历法、书法、文学、音乐、歌舞、服饰、民间工艺、绘画、语言、武术及宗教哲学于一体,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的产生和发展,显然与时代背景、地域风貌、生产生活、风俗民情、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等密不可分,自然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历史上回族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规范下,既有对回族本原文化的传承,也有着对中土文化的吸纳和承载。在吸纳和承载的过程中,又因为地域性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呈现出回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明洪武帝朱元璋除了备受争议的民族通婚法令外,还以禁“色目着猪皮靴”受到众多学者的瞩目和非议。民国学者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中,有《教坊司题名碑记》一条云:“南京古物保存所,有万历辛亥教坊司题名碑记,凡二十色,有俳长、色长、农巾教师、乐工等称。按洪武中建十四楼于京师,以处官伎,曰:来宾、重泽、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书传有碑记,色目着猪皮靴,不许乘骑,若行中径,许平民打死勿论。题名碑中,无此规条。”

语言:月氏语进入索格底那亚影响下的粟特语

-粟特为代表的东伊朗土著及后裔(佛与三夷教)

秦至唐末五代

      同时,随着哈剌鲁(葛逻禄)、阿儿浑、钦察(包括东部钦察康里在内)等色目人东迁中土,在与其他民族相互通婚融合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融入回回人的组成部分。其中,哈剌鲁人和阿儿浑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多,钦察人大多不信仰伊斯兰教,但是这些部族由于与回回人通婚频繁,白寿彝先生认为这些部族“大约到元末也被认为属回回类”。

      狮子舞的道具主要有狮头、狮皮、刀枪剑戟棍等器械与绣球等。一组狮舞活动需三个人表演,两人扮狮子,一个抬头一人拱尾,协调动作,熟练配合,浑然一体。另有一人扮“回回”,亦即武士。在左文《巩义小相狮舞》中讲:“小相狮子多由两人扮演。一在前边“项狮头”(简称“头”),一在后边“拱狮尾”(简称“尾”)。“小狮子”则由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装扮。表演时多为两只或多只“狮子”一齐上场,也有一只单独上场的;在“狮子”前边,有一“回回”(“逗狮人”)领着“狮子”表演。”

      在中国,由于饮食禁忌是回族一大显著特点,因而很多人对回族的认知也停留在饮食方面。当下有很多中东穆斯林来中国经商,也许是因为穆斯林餐厅太少,不少人到非穆斯林饭店吃饭,然后补念泰斯密(以真主的名义)。这一点可能会让有些穆斯林群众看不惯。笔者觉得借鉴默罕默德圣人当年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早期穆斯林社会对饮食、功修的要求是逐步培养的。默罕默德圣人认为“按规律谋求生活的人,便是斗士”,工作养家也是行教门(宗教实践)的方式。穆斯林四大哈里发之一的艾伯克也讲过:“我看见你奔求生活,比我看见你坐在拜殿的一角尤为可爱。”

      根据伊斯兰教义,伊斯兰不仅仅是宗教,而是涵盖了诸多社会功能。在现世社会功用上,需要发挥社团互助功能,最终目的是提升民族自尊心,巩固信仰的土壤。既然伊斯兰是完美的,那么妨碍拘束自身发展的怪圈障碍自然要打破。通过去意识形态化,树立独立思考,思辨圆融而不因循,展现和平中正的伊斯兰信仰。   

      若是按后一种解读的话,不禁要问:作为帝王对这种“色目着猪皮靴”的细微风俗进行行为规范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从朱元璋在《御制百字赞》对伊斯兰教的赞美的及相关的利好政策看,洪武帝非但不排斥伊斯兰教,甚至对伊斯兰教有好感,但何以出台此项政策,令人匪夷所思。对色目人穿猪皮鞋要遭受官方“不许乘骑”、“打死勿论”的处罚,如果其目的是出于维护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纯洁,不正是一个穆斯林顺理成章的正常表现吗?!

        至于沿海蕃客的后裔,主要是福建、海南省回族的主体。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福建回族人口近11万人,海南省约1万,总计12万。推测十三世纪七百多年时间,基数不过数千人。考虑到元末泉州等地发生的兵变造成人口损失,当时波斯义兵约在万人左右,按每户五人计算,估计定居蕃客人数有五万人。虽然当时因经商而来华的西域商人很多,但是因元明海禁及战乱变故而去的大量流动性西域商人既不属于土生蕃客,也不能视作回回先民。就如今天中东、中亚的伊朗人必须加入中国籍,而且认同回回身份,才算做回族。

        由于自古有很多回回人在街头变戏法,汉语把戏这个词可能就是源自回回语“bazi”,此外,猫腻(即猫儿腻)、鼠霉(即鼠迷)、麻食(即秃秃麻失,俗称炸麻叶)这些词汇也来自回回语(波斯语)。

蒙古西征

-波斯语化及伊斯兰化后形成平原塔吉克民族

      在八世纪的中亚地区,回族先民已经开始以头饰闻名,在中国出土的各种胡俑中,粟特人的头饰是千变万化的。中国云南省博物馆在1955~1960年先后四次发掘50座古墓,其中波斯银盒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年代在公元前175-118年之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铜贮贝器顶部有滇王乐舞场面,其中有两个头戴小白帽的鼓吹胡人,很可能是粟特人形象,相似的也见于云南江川县李家山69号墓铜贮贝器顶也有相似粟特人形象。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的记载,滇王是公元前四世纪楚国将领庄蹻后裔,在云南能够出土这些文物,显示了擅于经商著称的粟特人当年的活动影响声名远播。

         

      萨曼朝(波斯裔)-喀喇汗王朝(双汗制度,大汗回鹘人,小汗波斯裔阿尔斯兰汗)-花剌子模(统治者突厥人,主体居民波斯人,文化属性波斯)。萨曼朝实质上脱离了巴格达哈里发的控制,积极向突厥人传播伊斯兰教,并复兴波斯文化,加速了波斯人与突厥人融合(也就是回族祖先萨尔塔人的来源)。由于民族不断融合,萨曼国民被称为萨尔塔,即伊朗人(波斯粟特)和突厥(乌古斯回鹘)融合后的称呼。中国宋代史学家将萨尔特翻译为回回,这就是回族的前称。后来的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相继代替萨曼朝,这些王朝继承了萨曼朝的疆土、文化和人民,后来被远东地区中原各族称之为回回国。     

      在朱元璋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下,回族实现了汉语化。失去母语后的回族,只得依靠此时唯一信仰伊斯兰教来维系民族认同。 此后,回族开始族教绑定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回族成为国内把宗教和自己民族捆绑得最严重的民族。由于国民政府把伊斯兰教一律称为回教,甚至把回族等同回教,视为主体民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

      作为天启信仰,伊斯兰有启迪文明建造和平的使命,翻阅一千多年的发展史,包括中国穆斯林的与中华文明的融合与实践,一直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努力前行。宗教是思想碰撞,信仰是心灵的共鸣,不仅是价值观的认同,更是历史传承的延续,但愿我们能重新继承先贤、前辈们的历史使命,以符合时代精神的实践我们的信仰真谛。

  梁廷枏在《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中,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合观诸说,则末尼本同回回,而回回本同景教…。”又说:“《景教碑》一曰“常然真寂”,再曰“戢隐真威”,三曰“亭午升真”,四曰“真常之道”,五曰“占青云而载真”。其以真立教,最为明晰。而今之清真寺,人称之曰回回堂,其自称则曰真教寺。” 著名史学家钱大昕、杭世俊等学者也直言景教、摩尼教属于回回。 民国时期的回族阿訇哈德成著有《回回教与摩尼教》一书,论述了关于摩尼教的历史。

代表人物:昭武九姓/安禄山、李珣、米信(五世孙米芾)

代表人物:胡登洲、常志美

2、朱元璋推行汉语、伊斯兰、民族通婚相关政策

      北狮一般是雌雄成对出现;由装扮成武士的主人前领。有时一对北狮会配一对小北狮,小狮戏弄大狮,大狮弄儿为乐,尽显天伦。北狮表演较为接近杂耍。配乐方面,以京钹、京锣、京鼓为主。

      中国回族引起外界重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于饮食。在素来重视饮食习惯的回族共同体看来:饮食之清真,乃教门之门,口之不洁,何来伊赫俩苏(虔敬,纯洁的认主),这作为一项重要的风俗习惯与心理行为业已融入回族文化基因。特别是众多回族人不仅禁吃猪肉、养猪,甚至很多人从思想感情意识和生理上反感猪。不仅做过猪肉的锅、碗、盆、筷、案板等一律不用,碰到卖猪肉的铺子、饭馆远远地走开。忌讳说“猪”字,称作“黑牲”或“狠宰惹”,把猪肉称作“孩代丝肉”或“大肉”,猪油称作大油,属猪称作属黑或属亥。因朱姓因与猪谐音,一些朱姓回族转而改姓为黑。

语言文化演示表:

二、回教辨析

(3)、回族白帽源自祆教     

       

      中国有句流传甚广的回民谚语:“官到三品必反教”,很多回民同胞担心:太过于世俗于信仰不利,太过于保守对民族不利。似乎进入主流社会则必异化、物化,而退守教门又不免步入僵化、固化的境地。以“开天古教”信众自诩的人,却竟然轮落“官到三品必反教”的境地,恐怕不是回族穆斯林同胞想要的结果。

      自元明时期以来,来华回回人在这个主源基础上与东亚人融合,这就是回族来源和发展历程。回族大致上是东伊朗(粟特为主)与回鹘(中亚突厥语族)混血。虽然不是单独某一成分,但是有一个主线和清晰的发展脉络。就像汉人与华夏一样,在后来发展过程中不免融入不少其他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当然是融入回回人这个主线主体,而不是组合集合民族的所谓大杂烩。最早的粟特人代表是唐末李彦升、五代李珣、宋代米芾、马依泽,后来伊斯兰化后的萨尔塔人如元初赛典赤、花剌子模人亦黑迭儿丁。

      然而,由于阿拉伯人的长期统治,当地逐渐被外界称为大食,这样一来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也被称为大食国。辽朝由于疆域辽阔,对外交往广泛,因而视野也较开阔,故而沿用大食已经成为国际通例这一他称来称呼中亚萨尔塔人。此外,在波斯历史文献《史集》中将中亚地区称为大食,称东伊朗萨尔塔人为大食人。 

      回族所戴的白帽子,其来源可追溯至信奉祆教时期的古波斯,伊朗地区拜火教的神职人员很多都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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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怀他人,才能拯救被禁锢的心灵而走得更远。遥想当年先知穆罕默德对伊斯兰教的复兴,绝不是简单地对以往的抛弃一切、否定一切,而是重新恢复以往时代来自造物主的引导。以完整、明白、系统的教导为人类的终极信仰做个总结,使每一个人都能清醒地面对当下,全面地归向终极未来。当今社会,现代科技和制度不会排斥任何一个群体,改变社会需要改变观念,通过技术创新与交流学习可以加速这个过程。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这才是法制社会的常态。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当中,相信宗教、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是一条必然要走,也必然能走的路。

语言:华语时代(夹杂少量回回语借词及经堂用语)

      被认为是历史文献中关于“回回”的最早记载,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中的《边兵凯歌》五首,其四云:“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 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1、回族族群内部多元信仰

      要想形成一个新的习俗,在有限的时间地点是很难的。通常有两种途径,也就是被动改造或者向其他民族借鉴学习。如果是这样,回族的白帽就跟原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关,而不仅仅在于伊斯兰教因素。回族的伊斯兰信仰对之前的习俗加以改造和约束,那么,那些原有文化中符合教规的部分最容易保留传承下来。

语言:回回语与华语并行的双语时期

      据王永亮在《西北回民社会发展机制》中估计元代来华回回人数量在20万到30万之间,我们取其中间数,也就是人口基数在25万左右。高加索地区的阿速人、中亚的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元代钦察军、阿速军都在数万之上,推测这五个族群应不低于15万人。综上所述,唐宋蕃客(13万流亡及经商的移民+5万沿海土生蕃客)+探马赤军25万+15万(阿速、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58万。即回族在元代的人口基数在60万左右。换个角度讲,距今七百多年的21世纪初回族有1200万上下(包括境外东干人、海外回族约在百万),由此逆算可大致得出元代回族先民基数在五六十万。

      狮舞,又称“狮子舞”、“狮灯”、“舞狮”、“舞狮子”,自汉代由西域传入的假形舞蹈。狮舞作为各族民间舞蹈之一,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狮舞在旧时称“太平乐”,而到了唐代(公元618~907年)时更得到广泛的发展。每逢过年过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作为必备节目来助兴,特别是新春之际在霹雳炸响的爆竹声中“舞狮”,逐渐成为人们避邪免灾、吉祥纳福不可或缺的形式。

      在宋代,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而回回人东亚的西夏、宋国、辽金等国都有分布,在宗教信仰上属于多元信仰的时代。由于此时中亚已经伊斯兰化,在此期间穆斯林显著增多。

      受“回儒精神”影响下的清代伊斯兰教学者蓝煦在《天方正学》中讲:“伏羲天方之道,自昆仑发源而来也,道授神农而黄帝得之,尧舜禹汤继之…赤泥国大圣文王周公孔子着周易以明天道,老子着道德经,曾子着大学礼记以言人道,子思着中庸以言至道,孟子继之矣,皆相继伏羲之道统也”。《天方正学》明确认为挪亚(努哈)的第三个儿子雅伏希就是中国的伏羲,中国的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都只是继承伏羲的道统,也许就是孔子说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存不存在宗教意义上的“先知、圣人”的一种解读。

      从上面所列资料显示,朱元璋在时间次序上首先是洪武元年始禁回回语,洪武三年同时禁三夷教,洪武五年鼓励族际通婚,但默许回回与钦察内部通婚。在跟回族相关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出台的政策中倾向是先在语言上汉语化再到信仰的全面伊斯兰化,最后是族际通婚。即“汉语化—伊斯兰化—混血化”三部曲。由于朱元璋的“重宗教轻民族”的政策,通过禁胡服、胡语使回族淡化了民族文化特征,在明代逐渐失去母语。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民族对于本民族内部的“异类文化”不能够包容,如何指望苛求主流社会宽容这个族群或者信仰群体呢?!

      文狮舞又称为“文狮子”舞,沈丘地方舞蹈,最早发源于汉唐时期的西域“五方狮子舞”和“胡人假狮子”。公元1231年,蒙古太宗皇帝窝阔台,为攻打金国都城汴京,强征中亚地区的居民参兵作战。公元1234年蒙古军平定中原后,一名叫海鼻耳的波斯人,跟随蒙军将领察罕·乃蛮台征战至项城(今沈丘槐店),后被强行留居此地进行传教布道。海鼻耳在传教布道中,根据颍河两岸人民,在春节、元宵节舞龙闹灯的风俗,引进西域(海鼻耳的故乡)的狮子舞,进行有机的结合、融汇,编创出一套即反映中原人民的风俗,又能展示西域图腾的文狮子舞。           

      此外,郑州市内的北大清真寺据说创建者为唐代仆固怀恩所建,此人是铁勒仆固部人(与回鹘同属铁勒),按说应该信仰摩尼教才合常理。在散落民间的中国清真寺中,当有一部分是由三夷教(摩尼教)寺院演化而来。

      中土回回人在朱元璋颁布禁胡服、胡语、胡姓的“禁胡令”之前一直是长期使用回回语、汉语的“双语”阶段,在朱元璋禁胡语之后,回族放弃回回语而退居经堂教育中,将汉语作为“母语”。历史上不同时期来华的回回人是以波斯文化属性的集合,但伊斯兰化之后逐渐整合了原有文明特质。随着双语时代的结束,回回语逐渐消亡,汉语逐渐吞没了回回人的母语,使回族变成了建国初民族识别时单一的“汉语穆斯林”。 

三、回族“全面伊斯兰化”及丧生母语后的汉化进程

      其实,早在西夏王朝,其境内已经有回回西夏十八族的出现,西夏军队里面也有回回人组成的军队。在宋代无名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宋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从回回寨的这一地名,更是说明了回回人早已存在的事实。

      “文狮”表演时,都有一定的套路,如“回回”常耍的“倒骑驴”、“翻身鹞子扑地鸡”、“挽五花”、“小身子”等。整理表演讲求连贯性,节奏鲜明。“回回”与狮子配合有致,互相照应;无论亮相、造型,还是场面调度均给人以优美、和谐、活泼和舒展的感觉。

      唐代奉行开放政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大量域外商人、使节和求学者慕名而来。在此期间,有很多粟特人、波斯人自西域东来大唐,是比较早期的回族先民,在长安和洛阳等地建立了大量的景教和拜火教等寺庙,围寺而居,以经营酒店餐饮业为主,形成较早时期的回坊。由于此时中亚尚未伊斯兰化,故在唐代回族先民中穆斯林应当属于少数。

      从本质上讲,回回人经历了多元宗教到单一的一神教的过程,从最初的三夷教、佛教、犹太教,伴随阿拉伯人的阑入,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东伊朗人的主流信仰。但是在东伊朗地区仍有相当部分的多元信仰保留,各种原因来华的回回人直到元代色目人进入中原,回回人穆斯林才超过非穆斯林。至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要等到穆斯林朱元璋时代禁明教才逐步实现。回回人文化民俗从波斯文化与中原文化最初的结合,随着回回伊斯兰化的进程, 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对原有波斯属性宗教风俗进行整合改造,成为外界盛行的说法那样: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融而成。     

      南狮又称醒狮,造型较为威猛,舞动时注重马步。南狮主要是靠舞者的动作表现出威猛的狮子型态,一般只会二人舞一头。狮头以戏曲面谱作鉴,色彩艳丽,制造考究;眼帘,嘴都可动。严格来说,南狮的狮头不太像是狮子头,有人甚至认为南狮较为接近年兽。南狮的狮头还有一只角,传闻以前会用铁做,以应付狮舞时经常出现的武斗。传统上,南狮狮头有「刘备」、「关羽」、「张飞」之分。三种狮头,不单颜色,装饰不同,舞法亦跟据三个古人的性格而异。

       

      当下中国伊斯兰信仰者社区内的种种现状在说明,我们宗教传承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一直在“守教”中坚守,处于守势甚至在不断收缩。当下回族社区陷入“多样信仰”,本着民族情谊既不想与他们对立,又难以说服让他们“回归”,况且宪法赋予了个体的信仰自由。事实上信仰与否是来自于造物主的前定,唯有真主(造物主)能够引导,我们不求赛瓦布(回赐、回向),唯作一个端庄的举意而“尽人事以听天命”了。

     

     

      中国回族通过经堂教育,并本着“以儒释伊”的人文理念,不仅通晓伊斯兰教经训典籍,还博览诸子百家和史籍文物。他们人当中有很多人已达到回、佛、儒、道四教兼通,经书(《古兰经》与国学)两全的程度,被后世称为“回儒”。

萨曼王朝(至花剌子模王朝)

      宗教信仰不是民族群体活动的全部,不是分割民族的准绳,也不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若想摆脱“回族之厄”,不应再是“争教不争国”、“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之类唯教门是从的“成也教门、败也教门”怪圈,不能再停留在信仰的乌托邦。针对一个问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像东正教(正统教会)适用于深受耶稣影响的信众,而新教(基督教)适用于新兴宗教的地区,各有分工,看似分裂,实为相互扶持。 伊斯兰要在中国被广泛认知,需要这种改变形式(宗教仪式)保存本质(信仰核心)来发扬光大。     

      回族人的先民们在语言上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是粟特语时期、第二个是伊斯兰化之后的母语(回回语)时代,然后是后来在元代及明代前期的双语时代,最后再从明朝中期到今天的中文时代。

北狮

        “伊斯兰教”源自阿拉伯语“迪尼·伊斯俩目”,人们习惯性把其中的“迪尼”一词翻译成宗教,实际上“迪尼”一词的意思是“完美的生活制度”。“伊斯俩目”一词,源自“赛俩目(和平、顺服)”,意思是“使顺服、促进和平、倡导和平”。因此,“伊斯兰教”正确地解释应该是“倡导和平的完美的生活制度”。顾名思义,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的内容包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宗旨是“敬主爱人”,即服从安拉(真主)的意志,主张人类和平相处,各自和平建设自己幸福的家园,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对于萨尔塔人,蒙古人沿用萨尔塔共同体的名称,而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证)一书把“撒儿塔兀勒”翻译成“回回”。从《元史》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称赛典赤为萨尔塔兀勒,在忽必烈时代,忽必烈称呼赛典赤的孙子伯颜同样使用了萨尔塔人这一称呼。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曾兵败于班朱尼河。在班朱尼河之盟中的18人竟有四人是回回人,分别是札八儿火者、哈散哈只(又译哈散纳、阿三)、玉速阿刺、答失蛮·哈只不。与传统历史教科书中的印象不同,好像中土回回人都系随蒙古西征而自元朝落户中土,实际上在蒙古西征前中国境内便有回回人、回回族群。元之前的中土回回人,在西夏有回回西夏十八族,而在宋朝则有咸淳府(今四川忠县)的知府马堑(马晟之兄),驻守广西的甘肃人马晟及所部就是今日广西回族的先民。

       

四、回族文化传承与展望

1、回族历史源流

      在蒙元时期,其境内回回人的来源,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从中亚、波斯各地被俘东来的工匠和其他平民,也有归降蒙古的贵族、官员及其族人、部属。他们还包括先后签调来的军队,被征入仕于蒙元的学者,以及来中国各地经商而留居的商人。在中亚地区,蒙古军队每攻取一地,就要挑选一批能工巧匠迁往蒙古本土或中原地区,直接隶属蒙古大汗或分配给诸王贵族作属民。掳掠的妇女和儿童被分配到蒙古诸王、将领充为奴隶。如《史集》等史料记载:撒麻耳罕3万人,玉龙杰赤10万多人,马鲁和你沙不儿各400人。在《元史·哈散纳传》中记载,窝阔台时期3000户回回工匠被徙置今张家口西洗马林,300户被迁到今河北阳原。据《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的牧奴中,回回人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另据相关记载,当时在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探马赤军诸色人户约有6万户,元廷令他们“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据中统四年(1263年)的户口登记,仅大都就有回回2953户。定居中土的回回人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属器皿、玉石、酿酒、制糖、天文历法、医药、翻译、行政、军事、农业、放牧等各行各业的工作。 

      由于朱元璋在回族人中推行伊斯兰教,于是大量回族人的明教寺庙被改称为伊斯兰教的教堂,从回族传统的清真寺不仅装饰有各种伊斯兰教严禁的形象装饰,其建筑风格与伊斯兰教样式也相差巨大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从明代开始,回族人对宗教人士称为阿訇,源出波斯语意为学者,早在拜火教时期就开始使用。虽然继续得以保留和使用,但实际上却已转换为对伊斯兰教伊玛目(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教长)的称谓。真主一词最早被景教用于宗教用语,清真、教门二词在佛、道等教都在使用,归真、斋月、无常等语明显是来自佛教。随着回回人全面伊斯兰化或伊斯兰教实现本土化过程,大量宗教术语、本土词汇融入中国伊斯兰文化语境及回族穆斯林生活当中。

      在明朝张雨《边政考》(卷九)中记载,到嘉靖年间,撒拉族人口已达“男妇一万名口”,约二千余户。元代撒拉人来华时有一千人左右,至明嘉靖年间约有300年时间,人口增加九倍,平均每33年增加一倍。参考撒拉族人口发展情况,唐宋回回先民按八世纪中期开始算发展到元初,有五百年时间,人口从一万约发展到16万左右。根据王永亮《西北回民社会发展机制》的观点自回回先民住唐蕃客唐代发展宋末元初,西北回族先民的人口基数在5万左右,推算全国应该超过十万。10万到16万取其中间数约为13万人左右。

      萨尔塔人,可以说从第一亲族或者说是父系血统和文化继承方面,更多地继承于粟特,所以被称为萨尔塔(系粟特演化),因而中西亚人和蒙古人称之为萨尔特人(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称赛典赤家族为萨尔塔);母系回鹘(西迁回鹘被称为乌古斯),作为回回人的第二亲族,是继承了回回这一族称的重要因素,也因回鹘的缘故,东亚地区中原人称之为回回。在《史集》里面萨尔塔被翻译为大食,在中国则翻译为回回。所指都是萨尔塔这个实体。   

      此后不久,明帝国紧接着就境内各民族族际通婚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七载:“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这条禁令还见于《明会典》卷一四一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回族“文化多样性”历史溯源与展望》

      关于这段文字的含义,由于古代文言没有标点符号,“色目着猪皮靴不许乘骑若行中径许平民打死勿论”这句话,从“民族歧视”角度来理解,可以解读成:色目人必须穿猪皮鞋,否则不能骑马,如果走到大街上,平民百姓可以将其当场打死不追究刑事责任;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理解为:色目人穿猪皮鞋,便不能外出骑马,而且走到大街公共场合,普通百姓公民可以将其当场打死不予追究。如果是前者,则明显朱元璋是极端的民族歧视主义者,完全不符合作为一代开国帝王的应有的气度。然而,从朱元璋在身边重用众多蒙、回等族功臣和相关国家政治政策,以及对伊斯兰教宽容态度下的种种优待,完全看不出像是出自朱元璋之手的政策措施。

明清 汉语化定型

      通过 “以儒释伊”进行文明对话,有助于加强社会交流和民族互动。而且,对于回族穆斯林自身是一种对宗教和社会生活实践,在人格修养和宗教道德理念上也得到了升华。这个意义上的“回儒”,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宗教理念完美结合的典范。

      明初是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时期的开端,此时摩尼教俨然是中原重要影响的宗教团体。朱元璋出于自身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排除偶像与异端;也从实际统治需要考虑,担心明教依旧会作为民间不安定因素,对政治社会产生威胁。于是,朱元璋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开始禁绝明教。除了国号仍称“大明”之外,一切与明教有牵连的事物都下令更改,明教只得以更隐蔽、更秘密的形式开展活动。到了清代,许多民间教派,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摩尼教的影响。一贯道据说就是明教演化而来。

平原塔吉克(大食或曰萨尔塔)为主的中亚居民进入中国

      研究回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倾向就是,人们往往忽略了真问题,而去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而检视这些细节的时候又没有把正确的背景搞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本质。无论研究任何历史细节的问题,在研究细节问题之前,就必须把历史细节所在的基本环境搞清楚。就是结构和演变的问题。

      出于对明教等宗教的防范,朱元璋实施了粗暴的政治政策去干预。洪武三年,便开始明令禁止各民间教派的活动:“中书省臣奏:……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而《大明律》更以法律形式将此项禁令固定下来:“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为加强“禁教政策”的实施,在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朱元璋还进一步令礼部榜示天下:“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论议沮令者,皆治重罪”。

      虽然回族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十分紧密,但实际情况来看,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不一定是回族,回族也不一定是穆斯林。加上多年的无神论教育,回族穆斯林数量不断减少。现在福建佛教回族,内地不信教的回族,甚至西北也有隐藏的基督徒,回族又接近于元代回族信仰状态那种格局了。朱元璋当年推行回族全民伊斯兰化的努力已趋式微。 

      据黄时鉴先生在《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讲:如中国文献中的“大食”,一般认为指称的是阿拉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源自伊朗语的Tazik(大食)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起初指称阿拉伯人;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向东扩张和伊朗地区的伊斯兰化,它成为阿拉伯人和操伊朗语诸民族的统称,而且正是带着这个含义进入了突厥语。在突厥语中,这个词一般地只是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操伊朗语诸民族。据此,并结合史料进行研究,我曾在《辽与“大食”》一文中论证辽代所交往的“大食”并不是阿拉伯,而是萨曼王朝及其亡后迄至1036年以前的河中地区。西辽耶律大石“西至大食”,这个“大食”指的也是河中。又,中国文献中“回回”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辽史•部族表》中的“回回大食部”,则当是编纂《辽史》的元人按照蒙元时代“回回”一词起初指称地处河中一带的花剌子模而加给“大食”的说明。这是大食这个词的演变,也存在相似的原理。所以“回回”一词不能草率赋予来源。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回回国”的回回人(撒尔塔人)有个全新而客观的认识和定义:即以塔吉克(粟特为主的东伊朗人)和乌古斯(回鹘,包括葛罗禄、钦察为主的突厥系)为主导的波斯-突厥混合文明。

      说到这里,朱元璋正是出于维护伊斯兰教,把教义贯彻落实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伊斯兰化”政策。明代初期出于政权稳定,尚且只是在回族当中推行,待明武宗正德年间则已是公然诏令天下禁止养猪了。总而言之,朱明皇室的种种政策,对于塑造回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共同心理素质行为起到极为重要作用。

     

      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心中的举意,恰如刘瑜所说:“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

(1)、宗教仪式

      北狮的造型酷似真狮,狮头较为简单,全身披金黄色毛。通常二人舞一头,狮舞者的裤子,鞋都会披上毛,未舞看起来已经是维肖维妙的狮子。狮头上有红结者为雄狮,有绿结者为雌性。北狮表现灵活的动作,与南狮着重威猛不同。舞动则是以扑、跌、翻、滚、跳跃、擦痒等动作为主。

      在十四世纪初拉希德丁(又译拉施特)所撰写的波斯文世界通史《史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担任代表和宰相的职位的大异密(amī- ibuzurug)称为丞相。⋯⋯由回回(tāzīk) 、汉人(khitāyī) 、畏吾儿(ūyghūr) 担任的官府中的异密们、宰相们、副官们称为平章。⋯⋯在大官府(dīwān - ibuzurug即中书省) 中有由大异密构成的四位丞相,有由塔吉克、畏吾儿、汉人、也里可温(irkī’ūn) 等种种部族的大异密构成的四位平章。⋯⋯以前,把平章的地位只给汉人。现在(成宗时) ,也给蒙古(mughūl) 、塔吉克、畏吾儿了。”� 对此,宛磊博士在《回族主体的族源考论》(载《中国回族学》2013.8.总第1期)中指出:“tāzīk”这个波斯语境中代表“回回”的词汇,被中国汉人学者翻译为“大食”,可能和汉人学者的籍贯有关系,因为至今在福建等南方,用汉语方言读“tāzīk”也会发出类似于“大食”,而不会是“塔吉克”。从tāzīk到tajik是不同时期的语言演化形式,tāzīk(即大食,九世纪前使用,复数tajikan)--塔吉克(tajik)这个概念的变化与tazig-tazi-tazik-tajik的概念基本吻合,大体以中亚、呼罗珊地区的伊斯兰化(九世记)为时间分界,之前是大食,以后是塔吉克。所以,如果是说在回回先民入华前那种情况,那就是以塔吉克为主的中亚居民。事实上,tāzīk或者tazig或者tazi都是中古波斯语对阿拉伯的称呼。

      由此推测,由于长期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浸淫及相关政治因素,也许洪武帝一系列政策的初衷是效仿北魏孝文帝那样针对本民族的汉化政策。通过汉语化淡化了民族文化特征,伊斯兰化有助于强化回族的向心力,相对自由的通婚政策有利于回汉等族之间的团结和谐相处,同时有助于明太祖的亲族钦察人融入回族共同体中。

      伊朗文化对中国穆斯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位于岀土纳皮尔亚述王后铜像的寺庙下面三英尺处, 有幅青铜人物造型几乎有两英尺长、嵌在一座埃兰(伊朗古王国)人坟墓的墙壁上。公元前12世纪的一位埃兰国王的铭文确认此场面为埃兰人的礼拜仪式和祈祷(穆斯林做祈祷的“杜阿”到现在还在采用这种双手展开接受安拉护佑的方式),它是古代中东惟一的礼拜进程中的立体三维样品,造型上两位剃光了头的礼拜者取跪拜双手伸开做祈祷(堵阿)的姿势。     

        在中国近代,回回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称大食法、大食教;宋元时期称回回法、回回教、回回教门;明代起始称清真贵教、天方教、古教(可能来自术忽特回回犹太教的自称)、正教;清代多使用清真古教、清真贵教。清末回回教始简称回教,到民国则普遍使用回教来称呼伊斯兰教,并在政治政策上把回族限制在“回教”范畴内,台湾地区至今仍使用回教一词。

      追根溯源,明代洪武帝通过禁三夷教,导致了三夷教的消亡。通过对比以上几个中国不同时期散落在各地的几个清真寺,可知当时回回人全面伊斯兰化前的大致历史背景。     

2、回族信仰源流

        严格来说,对于把伊斯兰教称为的回教说法并不成立。回教,顾名思义就是回族特色的宗教。清末地理史学家丁谦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解释得清楚:“以唐元和时,始进摩尼,当时未悉源流,因其来自回纥,遂以回回教称之”。也就是说回教,最早所指为回鹘人信仰的摩尼教。总之,回教是明代朱元璋对回回人实施全面伊斯兰化后,借助伊斯兰教整合唐宋“大食”蕃客三夷教的产物。而回儒则是在回教此基础对中国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深入结合体。回教本不等于伊斯兰教,回儒是伊朗三夷教(祆、景、明)、中土三教儒释道及犹太、伊斯兰八种宗教文化属性的新特色的宗教文化。回教可以视为具有中国特色与伊朗元素的伊斯兰教分支,犹如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古印度佛教不能等同。总之,世人所云之“回教”是是一个杂合体,它整合了包括拜火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术语及教义内容。比如,在不吃猪肉方面表现为对《旧约》、《古兰经》的遵循,在葬礼方面等文化习俗包含了波斯本原文化因素和汉俗。   

        元代回回遍天下,已经很多并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涌现出了大量回族文官武将,各行各业的知名人物。虽然,确定为穆斯林的有福建阿拉伯裔富商蒲寿庚家族,广州、杭州都有穆斯林社区和宗教场所,还有赛典赤家族分布于云南、西北、华北、东南等地。然而,除了绿睛回回、罗哩回回外,同时在开封、扬州等地还分布了大量的犹太回回。可见,在当时回回人当中伊斯兰信徒虽有相当数量,但并非是绝对优势的信仰,三夷教和犹太教也有一定影响。

      曾记得一位好友说过:自赞毁他终不得解脱,诽谤他教终是独木一支;心有智慧看偶像也是神佛,心无慈悲得真神也是无用。这句话说得很深刻,作为一个信仰者,不可贪慕虚名。试想《古兰经》是真理,就能代表伊斯兰教是真理么,众多的教派、学派哪一个教门又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知?即便伊斯兰教是绝对真理,穆斯林都能做到独善其身?全美的宗教未必信徒都能做到完美,不然哪来的那些给自己信仰带来污名的人。人生是一次自我修正的旅程。不论是生活还是修行,通过修行为而达真性,活出真性自在,归真知、信真神。所以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显然,我们需要以真为悦,以悦为真(以真知而快乐,快乐地追求真知)。任何信仰也不能成为部分人拘束他人的桎梏,断然不可做贪信仰之名的人,“冒信教、信徒之虚名”却不曾正己修身,以至误人误己。

      最初北狮在长江以北较为流行;而南狮则是流行华南,南洋及海外,亦有将二者溶合的舞法,主要是用南狮的狮子,北狮的步法,称为“南狮北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