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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左与黄右:文化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日期: 2019-11-28 18:43 浏览次数 : 53

Barbara Kruger, Untitled (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 1989

另一方面,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整合趋势。

文化研究流弊之三:晦涩

第一次看到对于后现代主义精辟的批评,是来自《明智行动的艺术》一书,作者罗尔夫·多贝里把美国选美冠军的无脑言论同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一段话进行比较:

“我个人认为,美国人无法在世界地图上找到美国的位置,是因为有一些人没有地图,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与南非和伊拉克……都一样而且……我认为他们应该……我们这里的教育……美国的教育应该帮助美国,应该帮助南非,应该帮助伊拉克和其他亚洲国家,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我们的未来。”

“文化传统的自身发展过程,绝不是由于受到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和以未来为指向的历史意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如我们所看到的主体间性的自由建构过程一样,个人主义的所有性现象表现为一种自我享有的自主性而瓦解。”

其实不用说,你都能看出来出来两段文章分别是谁说的,但哈贝马斯和选美小姐的共同点是什么?那就是:废话倾向——“不动脑筋、愚笨或无知会导致头脑糊涂,滔滔不绝貌似可以掩饰这种思想上的糊涂。”

这话要是放在我热衷于学术左派的时期,我只会把哈贝马斯的话当作一种真理,觉得肯定是自己的学识不够,才没能理解他的意思。而这位作者多贝里竟然有同样的遭遇,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德里达(后现代主义的旗手),拼命地读、努力地思考,结果还是没能理解。

晦涩难懂的语言通常是无知和浅薄的烟雾弹。道金斯在一篇写给索卡尔《知识的骗局》一书的书评中就说,“但是毫无疑问,也有故意晦涩的语言,为的是掩盖它缺乏真正的思想。”[[4]](https://www.jianshu.com/p/0fd6d2d4769b#fn4)

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者们最热爱的就是这种让读者云里雾里的感觉,读者越是读不懂,就只能觉得自己学识水平不够,而不敢去怀疑作者思想的浅薄。在我沉浸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时候,说实在的,很多人的书我真没有读懂,尤其是德里达、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甚至往前说还包括海德格尔,当然还有福柯。

现在我已经不纠结其中难懂的一些法国理论家们和其追随者的著作了,反正爱咋咋地,你别来忽悠我。

语言表达是思想的镜子:清晰的思想会带来清楚的表达,糊涂的思想结果只会是废话连篇。——多贝里:《明智行动的艺术》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既反科学又反人文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似乎缓解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促进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但从深层看,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把现代科学与现代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变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尖锐对立。

文化研究流弊之一:媚俗

记得之前看到英国一位左派评论家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说,“当代文化研究,从原来对法国哲学的兴趣,转向了对法式接吻的关注。”(大意如此,那时候读到英文版的时候,也许因为这句话才引起了我翻译的兴趣,就希望能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来不了了之,但目前该书已经有中文翻译版)。

这位偏左的思想家一语道出了目前文化研究的流行风向标:就是越来越关注起琐碎事物,从手淫、椅子、空间和内衣裤的都能写出一个个大部头的著作。学术研究变得越来愈献媚于读者和大众,越来越期望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一个在选修公共课中讲康德的老教授,比起一个讲手淫文化史的年轻学者来说,后者的课程无疑能吸引更多学生。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渐渐从无人问津(其实从后现代主义到文化研究,一直都在不断引起社会公众的兴趣,似乎从来没有无人问津过)走向了媚俗与迎合,学生不是来学知识,而是来听八卦,以便丰富他们在吸引异性时的谈资。

文化研究的这一点“转向”(如果说有转过的话),无疑能吸引西方各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总是树立着道德的旗帜,你敢反对一个针对黑人历史的研究吗?只有你不怕被当作种族主义者。你敢反对一项关于女性主义的课题吗?你这父权主义的观点会招致女性白眼。你说不是经济发展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认为是我们进入了小冰期时代,你说你是不是收了企业家的贿赂?……

站在这样的道德制高点上,文化研究以为自己就占据了真理。

这些流弊还没什么大不了,关键在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中,越来越多的反智主义,将略知一二的科学知识当作武器,去批判去误导众人。

吉尔兹说,福柯是“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我们还可以补充的说,他是一个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者。

结论

在西方左派是属于激进派,而与中国相反的是,我们的激进派是右派,左派则是传统的。实际上,无论左右,凡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的,都是激进的。

然而,我自己被“左派”蒙蔽双眼的时间里,依旧谨防自己站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提防着那些以“国师”自居的左派们,提防着将东方主义结合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提防文化相对主义的适用性,特别如对待中医,也提防那些用晦涩语言当作烟雾弹的伪学者们。

本文算是我对自己多年沉浸于文化研究的总结,也是个诀别。


  1. 参见保罗·格劳斯和诺曼·莱维特著《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一书中,关于“学术左派”的定义。 ↩

  2. 见 《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演说》 ↩

  3. 引自为中医药方叫好的一篇文章:《中医经典名方制剂不用再做临床试验》 ↩

  4. 道金斯:《魔鬼的牧师·被脱光的后现代主义》(中信,2016) ↩

“索卡尔事件”就是一个典型,表明在“后现代”的视野中,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不仅依然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激烈。

文化研究流弊之二:反智

文化研究的反智主义,其实更确切的说是反对科学。从保罗·格劳斯和诺曼·莱维特的《高级迷信》,再到“索卡尔事件”以及最近我读到的道金斯等人,一场“科学与文化”大战已经持续很久。

实际上,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说过这种争论,那时候对于科学这一群体,觉得他们实在是无聊的很,索卡尔无疑就是一个诈骗分子。

更具国情一些说,“科学与文化”的论战就是文科生与理科生的相互鄙视。我作为一个有从半文半理(经济学)背景的人,看到文科生嘲笑理科生不解风情,理科嘲笑文科不懂逻辑,实在有些好笑。(我自高中开始自学逻辑学,哲学中的逻辑训练又不必可少,竟然还有人在评论里,以理科生的口气认为我这个文科生不懂逻辑)

然而,索卡尔和格劳斯等人批判并不是文理思维的差异,而是文化研究(文科生)使用一知半解的科学知识(理科生认为自己独占这种确定性,文科生无法理解,实际上理科生自己学了多少,只有自己清楚),就得出了啼笑皆非的结论。

我最近再细读这场索卡尔事件时,也才幡然悔悟。不自觉地,我竟然充当了“白左”这么多年。

原来我坚持信后现代主义的看法,认为文化真理的相对性,所以才觉得中医的理论基础在于五行学说,而不是西方的医学体系。文化相对论就认为,两种体系可以并行不悖,因此不能用来厚此薄彼,每个文化都有自己一套体系。

虽然后来自觉地转向了对中医持有怀疑,但仍难以割舍后现代主义理论,那是因为一直还没有看透这个“文化相对主义”的实质。现在可以说,西方医学虽然也是从一套巫医与迷信中走过来,但经过了种种失败与经验之后,获得了一套可证伪的双盲实验方法。

反而再看我们的中医,有多少是通过了双盲检验呢?至今,我们仍然认为,有些偏方管用,但这个偏方到底是安慰剂效应还是的确有疗效,有人进一步做过测试吗?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经典中药名方不用临床试验。谁给予的这种权力?是经过中国上千年治好的人吗?那服用了这个药方没有好的人呢,有没有包含在统计结果内?这不是在保护中医,这是在荼毒生灵。

这里不想对于中医进一步争论,只是就文化研究或后现代主义所衍生出来的这套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批判,而秉持中医例外的就是从后现代主义发展出来的典型观念:“中西医属于两种本质不同的文化之下的医疗知识体系,都有各自的理论特征和发展规律。”[[3]](https://www.jianshu.com/p/0fd6d2d4769b#fn3)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奥奈斯用它来作为一面反映现代主义的镜子。这里所谓的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并且迄今为止还主宰多种艺术的艺术运动和艺术风格。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流行于60年代的纽约,当时,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用这个词来表示对遭到制度化的博物馆和学院拒斥的“枯竭的”高级现代主义的超越运动。

在七八十年代,由于一些理论家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解释和判断艺术转向,于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标签在建筑、视觉和表演艺术及音乐当中使用就更为广泛了。

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明显表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社会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品,放弃客观而注重心态。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他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

研究生读的是文化研究专业,虽然学院整体的氛围是偏右的,但挡不住我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却浑然不知。

德勒兹和加达里的思想比尼采具有更浓的反科学色彩:它不仅将尼采用艺术对抗科学的思想推向极端,即用“精神分裂”、“游牧思想”、“根状思维”等后现代艺术思维来对抗科学,而且还将尼采著作中关于差异、多样性、生成和偶然这些零散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变成“科学之外的新原则”用以解构科学。

为何文化研究如此迷人?

从正统上来说,由西方传来的文化研究理论倾向都是偏左的:从伯明翰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从德里达到福柯,从拉康到齐泽克,还有萨伊德、安德森等等。在被统称为“学术左派”[[1]](https://www.jianshu.com/p/0fd6d2d4769b#fn1)的群体中,后现代主义理论更为吸引人,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没有比反叛正统学术更能带了成就感了。

那些捧着茶杯大谈柏拉图、康德的老学究们,那些把持着期刊话语霸权的学术流氓们,还有在商人饭局上大谈特谈的文化掮客们……

想象着你高举“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自后现代主义衍生而来)的旗帜,用学来的各种新潮词汇,向他们发起冲击的时候,一股英雄主义的气概涌遍全身。

当有人反对后现代主义或文化建构主义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批判他:要么他已经被资本主义体制所同化与之沆瀣一气,要么就是站在西方的、白人的、男性主义的立场上,试图对少数族裔的权力视而不见。这些人殊不知,他们所坚信的知识,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一套与权力同流合污的产物罢了。

这就是西方主流仍是右派保守主义的社会中,为何在校园里被“学术左派”所占据的原因。这也是“占领华尔街”中为何主要是学生群体,当看到齐泽克这位我热衷了三年的拉康主义者[[2]](https://www.jianshu.com/p/0fd6d2d4769b#fn2),在那场运动中能站出来时是多么兴奋。

我就这样,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记得在课堂上与同学辩论说,并坚信:“凡事不加质疑地去相信,那才是迷信,包括科学也是如此!”

在老师讲述关于音乐的话题中,自己坚持认为:音乐无国界不过是傻白甜的想法,任何音乐都含带着意识形态霸权。

直到博士专向了历史,还念念不忘福柯的理论。在论文开题报告中,大谈特谈知识与权力、规训与惩罚等,并试图将其用之于历史研究。以至于答辩老师心怀好意地指出:“小心福柯理论在分析个案时的适用性”时,我仍执迷不悟。

这种执迷不悟,直到最近才被道金斯、格劳斯和莱维特,甚至是索卡尔等人几巴掌打醒,恍然大悟过来。原来,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是个偏右派立场的人,却十足与“白左”相去不远。

说是,“超出意识范围的冒险家”。

如果说,德里达的思想来自他的文学体验和审美经验的话,那么,德勒兹和加达里的理论更是来自现代或后现代艺术的体验或经验了。

他借帕斯卡的话断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正是这种“永不停息的解密过程”,在德里达那里,变成了一种偏激的文本主义。

就文化基础和立足点而言,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以所谓“后现代”西方人文文化为基础和立足点的、反映所谓“后现代”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

哈贝马斯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尼采是后现代理论的始作俑者”。

“海德格尔及其信徒追随尼采对理性的攻击,最终走向了前现代的神秘主义,而巴塔耶和稍后的后现代理论家(如福柯)则推出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唯美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者的灵感大都来自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经验,其思想核心基本上代表着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价值观。

正是由于这种体验,德里达将写作归结为“字符的流动”,将文本归结为纯粹的“分延”和“撒播”,这意味着“作家的死亡”和赋予“文字”以生命。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精神分裂分析”正是对“精神分裂艺术”的理论概括。《反俄狄浦斯》就被称为由各种微型文本堆积和拼贴起来的“精神分裂文本”。

至于,德勒兹和加达里的《千块高原》及其所表达的“游牧思想”和“极限思维”,更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精神分裂”特征的“后现代艺术”。

事实上,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文学艺术与哲学往往是一回事,确切地说,他们用文学艺术消解了哲学。

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人被消解了”。

后现代主义几乎全盘继承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全盘吸取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并将这种非理性主义及其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进一步推到了极端,于是,毫无疑问,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便被进一步加剧了。

这种偏激的文本主义显然是反科学的。

于是,“文学行动”成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最好武器。

福柯说:“人像是画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意思是说“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正在走向消亡。”

第三个是,在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那里,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似乎表现为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分离和对立的状况在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在两种文化之间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整合趋势。

当然,总的说来,关于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并非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

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距离和鸿沟似乎在不断的扩大和加深,这是因为,“知识考古学”、“系谱学”、“文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科学的,而且它们是站在极端的人文主义立场上来反科学的。

我们从尼采、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弗洛伊德与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以及加达里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本主义的鲜明特征。

如果说,福柯将人性消解为“身体的强力”,而“身体的强力”这一概念与“疯癫”和“精神分裂症”似乎还有一些距离的话,那么,德勒兹和加达里将人性消解为“欲望机器”,而“欲望机器”这一概念同“疯癫”和“精神分裂症”则已经十分相近了。

只有精神分裂分析,才能真正达到一个人的欲望机器和里比多的社会包围,因为“将流解放出来,在人为措施上勇往直前”的是:“精神分裂者。这是一个破译了的人,一个消除了恐惧的人。”

尽管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都关注“疯癫”和“精神分裂者”,但是,就他们对“人”及其“人性”的消解或“边缘化”而言,其基本立场显然是一致的。

它通过对任何所谓“超验所指”、“合法基础”、“在场真理”、“总体性思想”、“中心意识”、“文本的外部世界”和人本身的解构,把一切都归为“没有对错、没有起源的符号世界”或“没有确定性的游戏”,于是,科学也就从根本上被解构了。

我们还可以从尼采、弗洛伊德与德勒兹和加达里的思想联系中,看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渊源关系及其反科学的性质。

作为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与精神分裂分析在根源上有着很深的联系,特别是就反理性和反科学而论,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及其解释学与文本主义也有很深的联系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勒兹和加达里的许多思想,包括“欲望——机器”、“精神分裂”、“游牧思想”、“根状思维”等等,从根源上大多数都来自对尼采的解读。

尽管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都深受尼采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尼采主义者”,可是,他们在尼采那里所吸取的往往只是用后现代主义来解读的东西,而将尼采的人本主义思想及其将艺术看作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种“人文精神”统统抛弃了。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和决裂,以及对“人”的消解,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缓解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

当然,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不仅人本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更是一种形而上学。

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消解了导致科学与人文分离和对立的实证主义的根源,又消解了导致科学与人文分离和对立的人本主义根源。

罗蒂认为,可以在“后哲学文化“的旗号下,将”我们关于民主、数学、物理学、上帝和其他任何东西的观点,联结成一个关于所有事物怎样关联在一起的连贯的故事。”

然而,这个“连贯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至少是非常可疑的。因为首先,消解大写的“真”、大写的“善”和大写的“美”,从表面上看,似乎消解的是形而上学,其实质也是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精神、道德的精神和审美的精神。

于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所关注的“人”及其“人性”被消解了,在福柯那里变成了“身体的强力”,在德勒兹那里变成了“欲望——机器”,于是,在他们那里,似乎“疯癫”并不是病症,而是生而自由的人性;“精神分裂者”并不是病人,而是疯狂社会的正常人。

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疯癫”和“精神分裂者”的关注和理解,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者对“人”及其“人性”做了极为反常和极端的理解。

福柯通过对“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的“知识考古学”的考察,试图揭示疯癫是怎样历史地成为理性的对立面,作为“非理性的危险”而被禁闭和压制的。

他似乎想要表明,疯癫状态“透露出一种生而自由的、已经获得解放的人性存在。”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当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首先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分离和对立状况的进一步加剧。

福柯自述的那种“边缘化”的个人审美体验和快乐体验,显然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他的著作和思想。他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学著作,而他的所谓“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批评的方法,以致哈贝马斯称他的理论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唯美主义”。

关于“系谱学”的概念和方法更是来源于尼采。福柯在“历史、谱系学、历史”一文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谱系学回到了尼采1874年认识到的三种历史模式。”

至于在福柯那里几乎无所不在的“权力”概念也与尼采有颇深的联系。德勒兹:“福柯的权力,如同尼采的权力”。

我们也可以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思想联系中,看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渊源关系及其反科学的性质。

德里达“从海德格尔那里所受的影响似乎主要关乎海德格尔后期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哲学的自我批判。”

然而,“德里达与德国思想史的交往中,尼采的著作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

德里达:“尼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常规的符号概念,一种‘不具备在场真理性的符号’概念。”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形式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发展的后果是,它似乎违背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初衷,即“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第二个是,与关注“疯癫”与“精神分裂者”等“边缘化”的非理性的人相关,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人的经验”,也往往是与“疯癫”或“精神分裂”状态相类似的非理性的经验,尤其是特别关注后现代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经验。

因此,对它的解释不应当满足于追寻“某种超验所指或任何其他的合法基础”,而应当理解为“一种‘永不停息的解密过程’。”

所谓“超出意识范围”,可以理解为进入了类似“疯癫”和“精神分裂”的“无意识”范围。

后现代主义首先发源于文学艺术运动。

通过对“规训与惩罚的历史”的考察,福柯试图揭示权力机制是如何在诸如监狱、军队、医院、学校、工厂等制度中规训和改造个体的。

通过对“性的历史”的考察,福柯试图表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因此,“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在福柯那里,“性的历史”就是关于性的“话语实践”、“权力技术”和“认知意愿”的历史,也就是“权力”如何通过“话语”、“知识”等手段,压抑、控制和塑造“身体自身的强力”,从而决定主体命运的历史。

尽管后现代主义似乎违背了人文主义传统的初衷,但是,它仍然是属于人文主义传统,是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一种走向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形式。

第一个是,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不仅不再关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也不再关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非理性的人”,而是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进一步推向极端。